映象新闻

一方面，本体是现象的原因，现象是本体的表现。

冯友兰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提出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别，并申明他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且能够超生死，成为永恒的人。

三、接着讲的启示 接着讲对我们的最大启示之一是，我们决不能躲开西方哲学的挑战去讲中国哲学，更不能采取自我封闭的方式去发展中国哲学。也不像另一些人所说，只是换汤不换药，仍然讲宋明理学那一套。现代哲学需要逻辑语言上的清楚明白，需要概念的形式化即理性化。他在写作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时，反复强调两个问题，一是值此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的社会变革，一是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的哲学问题。天代表自然界，不过不是科学所说的自然界，而是哲学所说的自然界。

[8] 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学者注意到了，如沈幼琴的《中国哲学和可持续发展——冯友兰天地境界研究》（见《传统与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某种意义上说，冯友兰的工作就是使中国哲学理性化，即赋予中国哲学以普遍的理性精神。情感是最原始、最基本的，同时又是最形而上的，它是可以上下其说的。

有的学者则认为这并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甚至排除在中国哲学基本问题之外。在当前文化多元化、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寻找西方的哪种学说来解释中国哲学呢？当然，我们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找出不同的西方哲学来解释或建构中国哲学，从而形成不同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系统和方法，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仍然是西方式的。中国哲学更重视人的情感，实现人生的价值，从而得到情感的满足——这就是幸福。而他们作为儒家创始人及其弘扬者，对现代人的最重要的贡献，也在这里。

心性问题确实是理学的核心问题。这期间虽然比较系统地读了一些书，但距离真正的研究，还差得很远，深感时间和功力都不够，这时才体会到学而知不足的道理。

哲学中既有普遍性的问题，又有特殊性的问题，所谓普遍性的问题，是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特殊境遇中形成的，是有不同的提问方式和解决方法的，是用不同的语言表述的。他的心即太极、唯心无对之说，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用现在的话说，形而上者是认识的问题，本体则是存在的问题。人类是不是应当认真反思，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家所崇尚的自然，决不是无生命的机械的自然，而是生命的和谐。

心灵首先是存在的，同时又是有意义的。近年来，我特别关注生态问题和生命问题，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并完成了《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这本书。牟宗三先生与冯友兰先生在哲学立场上是截然不同的，冯先生是新理学的代表，牟先生可谓新心学的最后代表。天人之际的问题，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则是生的问题，即生命及其生命创造和价值的问题。

十年动乱期间，我完全陷入迷茫，不能坐下来读书。我最早从汤一介先生那里借到了这本书，认真阅读之后，觉得牟先生以心性问题贯穿整个理学，单独进行研究，并提出系统判别，这是一个贡献。

其中有一篇《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不仅能读懂，而且为书中的故事所感动。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在生命及其意义的问题上，完全可以谈心灵的存在问题。这也许就是民国时期的私塾不同于从前私塾的地方吧。还在高中读书时，我就知道冯友兰是中国的著名哲学家，并且从《光明日报》读到冯先生的一篇文章：《关于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这篇文章后来被称为抽象继承法而遭到批判。按照冯先生的意思，只要有西方哲学的课和重要的历史课，都要选修。另一方面，本体永远躲在现象的背后，现象不可能表现本体。我读书还没有进入这个境界，我是把书作为知识对象去读的，但是当我读到心领神会之处而忘记自己时，也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同时也就提升了自己的境界。

比如学校在高年级中组织过一场公开辩论会，题目是：文与武哪个对国家更重要？我是文方，发言时忽然想起父亲讲过的那些故事，便用来论证我的观点，显得很有说服力。境界是心灵的自我超越，可以称之为形而上的世界，但并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如观念世界之类。

在所有的课程中我最喜欢数学，因为数学不用死记硬背，有点近于游戏，只要学会计算方法，就可以一通百通。这才是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在，也是朱熹哲学的特质所在。

我认为，有两点是明显的。我的态度是，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沉默吧。

但是，我们总要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否则，我们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前辈学者在他们那个时代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们毕竟是在中西文化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中从事哲学研究与创造活动的。儒家所说的有，也不是实体性的实有，而是以正面形式所表述的普遍的价值世界如仁与诚，它们是有存在论的基础的。到了任教的学校，我被工宣队称为修正主义苗子，是被改造的对象，一方面要教书，另一方面又要接受改造，这使我哭笑不得。但是，这种解释从根本上说，是使它的深层的内在意蕴充分展开，从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因为实现天人合一境界实际上是人自身的问题，靠人的心性修养。母亲是出身于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家庭妇女。

这两本书都是在原问题的思考之下写成的，就是说，是在究天人之际这一轴心文化的原型之下，重新对孔子、孟子其人其学进行的解读。我的研究过程，就是不断提出问题的过程，一旦提不出问题，就意味着研究的中止。

于是我选了张世英先生开的黑格尔哲学（当时只开设了这一门西方哲学课）及邓广铭先生开的宋史课。我的这个看法在当时的《前线》杂志上作了报道，但没有受到任何批判。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过对中国哲学的问题研究，再回到这个基本前提，对其中的内容和意义的理解就更加深刻了。[1] 蒙培元：《理学的演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我克服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之后便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读书了。[7] 这也是我研究中国哲学的一次总结。

大哥能读古书，每天干完活，就坐下津津有味地埋头读书，这也引起我的好奇。我这样说，决不是骇人听闻

就其整体性而言，我们要做出必要的解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究竟如何理解和评价儒家的仁？是深入儒学内部理解其精神实质，还是抓住一句话轻易地下结论？儒家的爱从亲始、孝弟为仁之本，与仁者爱人、仁者人也，究竟是何关系？这不仅涉及仁的差异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儒家的仁爱是目的本身，还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也就是说，人是目的，还是手段？宋儒解孝悌只是行仁之本而非仁之本，又说明什么？我们能不能将社会上的私情泛滥与儒家的亲情与仁相提并论甚至归咎于儒家的仁？这些问题正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的，不是浮光掠影、断章取义就能够解决的。

至于为什么会如此，我的基本信念是，人类有共同的人性。要使儒学对话真正成为国际性的对话，当然还要以开放的心胸，了解和吸收世界各国的文化，这也是不言而喻的。